导致嘉庆王朝
由盛而衰
真实内幕
李奉先 原创
乾隆帝最满意的继承人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终确定了第十五子嘉亲王爱新觉罗·颙琰做了接班人。
这个接班人有四大优势，让乾隆特别满意：
首先，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其次，此人品质“端淳”，生活俭朴，为人谦逊。特宅心仁厚，待人十分真挚，善于换位思考。
其三，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其对儒家心性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
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嘉庆皇帝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肤白晰，五官端正，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型介于方圆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
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讲话不慌不忙，富于条理。
这一年，嘉庆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因此，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举行的这个盛大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
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史上的一个空前的纪录诞生了：
中国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敢于打死“最大猛虎”的新皇帝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上午七时，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篇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这职。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
然而，在树完新风之后，大清朝的民众发现，这个年轻的新统治者，却没能做出更大的作为。
为腐败真相坐卧不安的最高领导人
嘉庆登基之时，大清王朝已经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且到了晚期。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乾隆中后期，腐败已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
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帐，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
即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
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拔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
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
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
朝廷“打老虎”，已演变成“水过地皮湿”
责任心极强的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
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
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摄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法祖”“守成”，“改革开放”就此止步！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
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极之陵)。
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
其实，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
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
从根本上说，“接班人”心态，导致他做出这样一个今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维稳第一”！
从十三岁那年被密立为储君，到三十五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二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从始至终在表面上装得淡泊无比。
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独木桥，一失足就粉身碎骨。
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
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
“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的最大优点，实际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锁。他固执地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岂不可悲？做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
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让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
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唐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博斗，然而却丝毫于事无补。
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
就这样，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就这样，曾经无比辉煌的嘉庆王朝盛极而衰了!!
楚国农夫